当前位置: 首页 > 法学实务 > 审判研讨
论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多元化
作者:冯德月  发布时间:2012-04-09 13:18:36 打印 字号: | |

      近年来,民事公益诉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法律现象越来越多,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学术界和司法界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形成了相当升入的研究。

       随着对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展和对民事公益诉讼理论的研究,以及对多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调查,由于民事公益诉讼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普通民事诉讼,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的许多制度在民事公益诉讼过程中出现了不合理的地方,有些制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展,这些不合理现象呼吁着中国传统的民事诉讼制度的突破和改革,我国现行严格的原告资格制度逐渐成为学者批判的对象。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主要在于保护公民个人利益,属于一元性原告制度,只能由直接利害关系人提起诉讼。而由于公共利益或公共性权利往往由多数人共同享有,因而公民个人一般不被认为具有直接的诉的利益,其原告资格不被认可,传统民事诉讼原告资格制度受到严峻的挑战,建立多元化的民事公益诉讼原告制度势在必行。

  

      一、  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现状及原告资格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民事公益诉讼的概念及其特点

      一般来说,民事公益诉讼就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相关公民根据法律规定,针对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违法行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法院通过司法程序追究违法行为并借此保护和捍卫公共利益的一种法律制度。[1]相对于一般的民事诉讼,其特点有:

      1.诉讼目的的公益性。

      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目的或实际效果着眼于对公共利益的捍卫或对公共秩序的维护,以实现公共利益的全面化和最大化为宗旨,而不仅限与保护自身利益。这也是民事公益诉讼区别于传统民事诉讼的最本质特征。[2]民事公益诉讼侧重于对公共利益的维护,通过对个案的解决实现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2.保护对象得不特定性。

      民事公益诉讼主体上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或公共利益,受侵害对象具有广泛性和不特定性,而不仅仅是个体利益。民事公益诉讼保护的是多数人的利益,只要有一个人或者一部分人进行公益诉讼,成功的结果就是就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均被维护。

      3.诉讼双方力量的不对等性。

      一般来说,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一方多是普通的公民、社会团体,而被告一方则往往是大型的企事业单位或者是掌握着某种特权的机关部门,原被告双方力量相差较大,在诉讼过程中实力不对等。因此,对处于劣势的原告一方在诉讼中给予更多的救济,建立更加完善的原告制度,以平衡双方之间的力量对比,是完全必要的。[3]

      (二)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现状及分析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只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自己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民事权益争议,才能以原告资格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典型的一元化原告资格制度。在此制度下,我国能够引起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只能而且必须是涉及纠纷的民事权益的直接利害关系人。

      但是,由于民事公益诉讼涉及的公共利益或公共性权利往往由多数人共同享有,因而公民个人一般不被认为具有直接的诉的利益,其原告资格不被认可。另外,现行民事诉讼法也未规定检察机关引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使得检察机关在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非法民事行为面前无能为力。而相关社会团体的起诉资格更是没有相关规定。由于我国立法的不健全和漏洞,使得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难以确定,大量公共利益受损而求告无门或者无人担负告诉义务,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原告资格制度根本无法满足民事公益诉讼的要求,民事诉讼原告资格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在我国,只有建立完善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才能保证社会公共利益得到相应保护,而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闸门,是民事公益诉讼建立的先决问题。

       二、国外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比较研究

       民事公益诉讼首先是在国外产生的,经过多年的发展,许多西方国家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具体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和借鉴国外经验有利于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国外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对我国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在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具体制度上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但其共同的一点是原告资格都未采取一元化,只能有直接利害关系人提起诉讼,而是多元化,即除了直接利害关系人外,非直接利害关系人也能充作原告:

      (一)英美法系国家:

      1.美国:

      美国现代公益诉讼发展较早,是现代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对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多元化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引作用。美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司法官、检察官提起诉讼和公民诉讼。司法官、检察官提起诉讼是《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出台后出现的,该法授予美国检察官以民事诉讼的形式禁止和限制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行为,从而开创了美国民事检察制度的先河。而在公民诉讼中,公民所享有的诉讼权在美国被视为一种“禁止权”或强制措施权,公民则被视为“私人检察官”,可在法定情况下,以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提起保护别人利益的诉讼。[4]公民诉讼降低了对原告诉讼资格的要求,使得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难度大大降低。

      2.英国:

      英国一般只有检察长可以代表公众提起公益诉讼,但也存在例外:其一,在不正当行为已直接使自己的利益受损或可能受损,而检察官又拒绝行使其诉权时,经检察官同意私人可以提起诉讼,但其目的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即“检举人诉讼”。其二,英国的《污染控制法》规定:“对于公害,任何人都可以提起诉讼。”其三,某些组织经检察长同意可以提起环境公共卫生群体诉讼。其四,英国法也赋予某些机构如英国的平等委员会及某些特别公职人员如公共交易局局长等以特别诉权,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5]

      (二)大陆法系国家        

      1.德国:

      能够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有检察机关和特定团体。民事公益诉讼主要以团体诉讼的形式表现出来,赋予事业团体、消费者团体等,以团体名称起诉的权利,起诉是为了团体成员的利益,而且是团体成员中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但仅限于某些法律领域并且必须有实体法的明文规定,如果团体没有得到授权就只能提起禁止令,而不能提起赔偿诉讼。[6]

      2.法国:

      检察机关代表公益参与民事诉讼起源于法国。1806年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最早规定了检察机关代表公共利益参与民事诉讼制度。[7]目前在法国,除了检察机关履行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外,还赋予一些具有一定要件的团体权利进行团体诉讼,例如消费者团体、商业或手工业团体等。

       三、构建多元化的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也越来越多,民事公益诉讼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司法实践中,现行的严格的一元化的民事公益诉讼原告制度阻碍了许多公共利益的保护,把许多热心公益的公民拒于法庭门外,大量公共利益受损而求告无门或者无人负担告诉义务。大量侵害公共利益的案件往往违法一方受益巨大,而被侵害者一般是一个团体或者社会中的不特定多数人,个体损失较小,证据难以掌握,大多数公民也不在意微小的损失,致使大量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得以继续危害社会;另一方面,大量民事公益诉讼由于原告并非案件“直接利害关系人”,不适格而被驳回诉讼请求。

依照我国学者的研究和实践中经验的积累,借鉴国外公益诉讼成功经验,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的建立应当确立授权国家机关、公益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均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资格的制度。

      (一)授权检察机关的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民事公益诉讼涉及在一定范围内侵害国家、社会公共共利益或公序良俗的行为,国家机关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促进者,在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公序良俗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我国所有国家机关中,检察机关是最适合代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主体。如前所述,世界上很多国家如美国、法国等都将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赋予检察机关。因为,一般来说,民事公益诉讼所涉及的都是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由于其侵犯的权益具有公共性,对每个个体的权益侵犯较为轻微,单一的个体处于弱势地位,而相对方往往是掌握着大量社会资源的大企业、强势者,单一个体提起诉讼维护合法权益成本过大,人们一般都希冀于别人替其维护权益,宁愿自己吃亏,所以大量国家权益、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而无人维护。国家是一个庞大的实体,作为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代表,无法自己提起诉讼,必须授权一个国家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该授权国家机关一般是指检察院。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是指检察机关对严重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破坏公序良俗的违法行为提起民事诉讼,将其交付法院审判的司法活动。[8]自检察制度产生以来,检察机关就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出现,检察机关相比于弱势的单个个体而言,拥有充足的资金和国家授予的正当权利,掌握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其活动所表现出的主动性和权威性,都是检察机关在解决公共利益保护方面表现出诸多优势,检察机关能够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当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作为国家和公民的代表,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可以突破传统的直接利害关系人的原告资格限制,直接代表国家和公民发起民事诉讼的权力,补足以前民事公益诉讼无人告诉的漏洞。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有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而且收效良好,我们应当尽快从制度上确立起有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制度。

      但是,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毕竟不同于以往传统的起诉方式,检察机关的国家机关的身份容易引起民事诉讼双方地位不平等的现象以及检察机关滥用权力的现象出现,这就需要我国深入研究民事公益诉讼理论及各国实践,完善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资格条件限制、监督机制、可起诉案件范围等,有效防止这些现象的出现,必须保证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仅仅是在其他与公益直接相关联的主体对于公共利益的保护不能、不力或困难情况才启动的程序,在维护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公序良俗乃至整个社会救济机制体系中,只是一个辅助性、补充性手段,起一种“填缺补漏”的补充性作用。[9]唯有这样,才能保证民事公益诉讼顺利的发挥其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职能和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职责。

      (二)公益社会团体的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各种新型社会关系层出不穷。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机关,不可能对纷繁的社会事务事无巨细的进行管理;另一方面,虽然,从理论上讲,由检察机关作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是最佳的,但是检察机关本身因其资源、工作重点等原因可能怠于行使自己的职责,那么维护公共利益的第二道防线就可以赋予社会中的一些公共团体。[10]实际上,国家把社会公共利益的管理部分地交给了社会组织等公篇法人,赋予社会组织以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也弥补了国家管理社会公共利益的空隙。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民间组织的社团将逐渐增多,民间公益社团的增加以及其享有的民事公益诉权将会极大地促进我国关于公共利益的保护。[11]

      由于民事公益诉讼涉及的是公共利益,如前所述,普通公民在诉讼中承担相关诉讼负担的能力有限,而公益社会团体团体则不然。一般来说,公益社会团体主要是基于其成员特定的共同利益或共同意愿,由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成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主要是以促进和保护公共利益为宗旨的非盈利性的社会组织。如消费者协会、妇联、残疾人协会、少年儿童保护组织、动物保护组织、绿色组织等。公益社会团体的主要功能是对成员利益及社会公益的维护,以及对政府活动的参与和监督,他们对相关公共利益的密切关注使他们成为公益的积极推动者,这些团体对该团体组织领域内发生的民事公益违法行为可以提起诉讼。这些社会公益团体不同于普通公民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弱势地位和消极的态度,他们不仅具备参加相关活动的能力、精力、信息,而且由于其成员的要求与组织的职责也存在参与相关活动的动力。[12]

      鉴于以上条件,以及有关社会团体等国有法人在环境保护及公众消费领域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代表性越来越典型,受害人利益、社团利益与社会公益一致性相当突出,将诉权直接赋予这类团体,可以有效地解决卷入纠纷的当事人众多和个人起诉“搭便车”等问题,并能使公益法人的监督权利获得司法强制的有力保障,[13]有助于保障受害人的实体权益,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诉讼环节和诉讼浪费而有助于减少程序利益的耗费。[14]所以,在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构建过程中,社会公益诉讼团体作为检察机关的补充,也应当被赋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资格。

      (三)普通公民的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美国认为公民个人以纳税人身份向政府缴税,是基于公民与政府的社会契约,即公民授权政府管理公共事务,政府则运用税金作为公共资金来维护公共利益。若政府违背了这种社会契约,违法或不当使用公共资金,就构成了违约,作为缔结契约另一方的公民,当然有权提起违约诉讼,要求政府停止违约行为。[15]公民广泛参与诉讼是民事诉讼的原则,任何有诉讼权利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权利受到侵害就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民事诉讼,公益诉讼也不应当例外,民事公益诉讼由于其价值追求的公益性,公众的广泛参与是实现这一价值的必然需要,因此,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设计必须突破“直接利害关系人”的思维定势,通过法律扩大诉讼主体范围,[16]放低公民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门槛,不可忽视对普通公民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保护。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公民的法制观念在逐步加强,近几年来,各地由普通公民发起的公益诉讼屡见不鲜,民事诉讼渐渐越过保护私益的界限,开始与公共利益的保护建立起紧密的联系,有关保护公共利益的案件一次次走入各级法院,这些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的诉讼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成为我国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在中国,开启公益诉讼之先河的是福建龙岩律师丘建东,因此丘建东也被誉为“中国公益诉讼创始人”。1996年,丘建东因为一公用电话亭未执行邮电部夜间、节假日长话收费半价的规定,多收了他6角钱而把邮局告上了法庭,结果因邮电局配合积极整改等原因撤诉。[17]河南漯河市一名普通中学的老师王英也是一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1997年,她的丈夫在一次喝白酒的时候,因饮酒过度而死亡。王英认为,烟盒上有“吸烟有害健康”的忠告和警示,白酒同样具有杀伤力,应当给与消费者同样的忠告和警示,她因此要求酒厂在白酒瓶上加注警示,但王英最终败诉,而且花费了一万余元的诉讼费。[18]这些案件在程序上与普通的案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其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原因就在于案件在保护个人权益的同时附带了一项明显带有社会公益色彩、具有明确社会导向性的请求,正是这些案件,一步步促进中国民事公益诉讼前进,也正是这些案件,凸显出了中国现阶段民事诉讼一元化的原告制度的不足之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走上探索在中国建立多元化原告资格制度的道路。

      赋予普通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资格对建立多元化的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非常重要,国家机关对于某些损害公益的行为可能会出于种种考虑,面临重重压力而怠于起诉,社会公益团体也不可能如公民直接参与社会生活,其发现公共利益问题的能力有限,然而普通公民在起诉意志上却很少会受到干扰。赋予普通公民以公益诉讼主体资格,能够有效弥补国家机关和社会公益组织起诉的不足,便于形成强大的诉讼合力,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并且,公民作为最广泛最直接的监督者,能在最大范围内迅速及时地发现侵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同时赋予普通公民以公益诉讼主体资格,有利于鼓励普通公民积极主动地通过诉讼的途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提高当家作主进行民主监督的法律意识。[19]

      但是,在当代中国法制现状下,虽然公民法制素养有所提高,法制观念有所加强,仍然有许多公民的素质有待提高,若现在直接放手赋予任何公民对任何侵害公益的案件都有原告资格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在中国,要完全突破“直接利害关系人”的限制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发展和实践,为防止公民滥诉等现象的出现,对公民原告资格必须有所限制,具体来说就是,提起诉讼的公民应当与该被侵犯的公共利益有利害关系,普通公民不能对与自己利益完全无关的案件提起诉讼。对普通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制度最好的设置应当是公民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提起诉讼,客观上起到维护公共利益的作用,完全突破“直接利害关系人”限制还需要司法实践经验的积累、学术理论的突破和公民法制素养的提高。

 

      四、多元化民事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的保障

 

      在我国现行立法环境下,简历多元化民事诉讼原告资格制度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改革。除了授权的检察机关作为原告主体以外,由公益社会团体和普通公民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依然是由处于弱势的一方向处于强势的公益侵权人提起的,从而产生的原被告之间的力量对比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同时,公益主体的公共性和不特定性使的具有原告资格的主体都抱有等待他人提起诉讼而自己受益的“搭便车”心理,[20]也使得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提起公益诉讼的热情不是很高。所以,为了更好的维护公共利益,应当通过设置相应的保障措施解决现有的问题,鼓励具有原告资格的主体积极参与民事公益诉讼,保障其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地位。

      (一)完善立法。

      结合我国国情,首先建议在《宪法》中赋予有关主体对侵犯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不受非法限制或者剥夺,因为诉讼权是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尤为保护公益的诉讼权利更应当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肯定,[21]要从《宪法》的高度肯定民事公益诉讼的正当性、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正当性。修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并对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有权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审判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建立一套完善的民事公益诉讼机制。明确赋予相关国家机关、公益社会团体和普通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细化有关它们提起诉讼的资格的规定,改变现在非直接利害关系人无法提起公益诉讼的尴尬局面,从法律上突破传统的僵化的一元原告资格制度,向西方成熟国家借鉴,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建立起成熟的中国化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二)建立原告奖励机制。

      由于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性使的许多具有原告资格的主体都抱有等待他人提起诉讼而自己受益的“搭便车”心理,以及很多侵犯公共利益的案件事实上对每个个体的权益的侵犯的程度较轻,大多数当事人从经济角度出发都不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提起公益诉讼来维护该小利益,具有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主体提起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向来不高。所以,对于公益诉讼的原告,尤其是非国家机关而言,不能仅仅依靠他们具有比常人更强的“正义感”和更高的“大公无私”的精神境界,而应该利用有效地经济利益驱动机制以激励他们为维护公共利益而战。[22]所以,作为原告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在胜诉后从公益侵权人的惩罚性赔偿中抽出一部分奖励给提起公益诉讼的个人或组织,或者给与提起诉讼的个人或组织以一定的精神奖励,一方面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惩罚了公益侵权行为;另一方面也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者最大的鼓励。这种激励模式从古罗马时代的罚金诉讼就产生了,直到如今美国的《反政府欺骗法》中也有类似规定,对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的简历和顺利开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制定合理的民事公益诉讼收费制度。

      民事诉讼活动是一种有成本的司法活动,它的完成需要消耗大量的司法资源和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我国,民事私益诉讼一般需要有当事人自己负担诉讼费用。但是,民事公益诉讼涉及公共利益,是为了维护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而启动的,相关社会公益组织和普通公民为了公共利益提起诉讼是应当受到国家奖励的活动,再由其负担诉讼费用实在不合理,而若完全免交诉讼费用则容易产生当事人滥诉,浪费有限的国家资源的现象发生。所以,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在鼓励提起公益诉讼和防止当事人滥诉的问题上进行权衡,可以采取暂缓缴存或者由败诉当事人负担诉讼费用等方式,制定合理的民事公益诉讼收费制度,确保民事公益诉讼原告制度不会成为一纸空规,鼓励具有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主体为维护公共利益而战,解除其不必要的后顾之忧。

       结    语

      综上,在市场经济愈发成熟和法制观念愈加升入人心的今天,虽然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的尝试,理论界也对民事公益诉讼给予了必要的研究和重视,但无可否认,我国民事公益诉讼还处于刚刚起步的状态,尚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中国民事公益诉讼发展任重而道远。为了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我国民事公益诉讼之门应当尽快打开,而民事公益诉讼原告制度作为研究和发展民事公益诉讼的闸门,更加应当尽快突破传统僵化死板的一元化原告资格制度,建立起易于民事公益诉讼启动的多元化原告资格制度。从立法上赋予检察机关、公益社会团体、有关公民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在公益诉讼急速发展的今天势在必行,虽然理论方面依然有些难题,实践中操作起来也可能困难很多,但任重而道远即在于此,中国建立多元化的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指日可待!



[1] 张艳蕊著:《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兼论民事诉讼基能的扩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月版,第27页。

[2] 张艳蕊著:《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兼论民事诉讼基能的扩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月版,第29-30页。

[3] 周永军:《简论公益诉讼》,转自http://www.dffy.com/faxuejieti/ss/200311/20031116192339.htm

[4] 海明著:《两大法系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比较研究》,2009-4-10,中国法院网。

[5] 伍玉功著:《公益诉讼制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0月版,第115-116页。

[6] 海明著:《两大法系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比较研究》,2009-4-10,中国法院网。

[7] 张艳蕊著:《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兼论民事诉讼基能的扩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月版,第106页。

[8] 余滟著:《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9] 余滟著:《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10] 伍玉功著:《公益诉讼制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0月版,第123页。

[11] 高海燕著:《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12] 张艳蕊著:《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兼论民事诉讼基能的扩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月版,第125页。

[13] 高海燕著:《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14] 邱联恭著:《程序制度机能论》,台湾三联书局1996年版,第157页。

[15] 粱慧星著:《开放纳税人诉讼,以私权制衡公权》,人民法院报,2001-04-13。

[16] 潘梦静、汤树桂著,《对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司考》,载《江西社会科学》,20059月。

[17] 林世钰:《(“两会”特别报道)公益诉讼:何时方才不叫难》,《检察日报》,2002年3月6日。

[18] 赵凌:《为公益而战,法律人身先士卒》,《南方周末》,2003828日。

[19]  常明:《试论公益诉讼主体制度的构建》,《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4月,第6卷第4期。

[20]  贺仁海主编,《公益诉讼的新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4页。

[21]  罗鹏著:《略论民事公益诉讼》,20055月,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2] 贺仁海主编,《公益诉讼的新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4页。

来源:城北法院网
责任编辑:城北法院网